难忘四十多年前那火辣的家乡小烧酒

朔方垠

1976年的第一场雪下得很早，也很大，10月初的一场大雪把村民们还没来得及拉回家的庄稼全都捂在了地里，田野里白茫茫的一片，只有零零星星的玉米杆在寒冷的秋风中摇晃。罕见的天灾没能阻止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步伐，我所在公社的“农田基本建设兵团”于<?xml:namespace prefix = st1 ns = 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[img][/img]10月10日开进了靠山公社的向阳大队，我们任务是在向阳川的荒山上坡修建梯田。

农田基本建设兵团指挥部设在大队部腾出的几间房子里。兵团总指挥是公社的某委会主任，他兼生产组长，宣传组长是公社的宣传委员，我在宣传组负责广播站播出稿件的编辑。那年我20岁，因为经常往公社和县里的广播站写点稿件，也算是小有名气，总指挥就把我从尖刀突击队要来负责广播站的组稿工作，同时还兼管任伙食管理员。广播站的播音员是一个大眼睛，皮肤微黑的省城“知青”，也是20来岁，由于嗓子好，又初懂播音，就经常被公社临时抽来当临时“播音员”，她的名字叫沙忆峨。来此之前我们就很熟，私下我就叫她“忆峨”。<?xml:namespace prefix = o ns = 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[img][/img]

指挥部占用了向阳大队的三间房子，最东边的一间是总指挥的宿舍，中间是办公室，最西边一间是广播站的播音室，三间房只有中间的办公室有一扇门通往室外，其余两间都有要经过办公室进出。三间房都有一半面积是炕，夜间可以在上面睡觉，开会时人多了可在座在炕上。指挥部就一个女的，广播室也就成了忆峨的独身宿舍，办公室是最热闹的地方，除了晚上经常开会以外，人们还忙里偷闲，时不常地打打牌，喝点小烧。我是指挥部里最小的“萝卜头”，自然要睡在最乱的地方了，每天都要等到11点左右人们散去才能睡觉。

我每天都要到工地上了解工程进度，搜集好人好事，帮助各大队总结先进的施工方法，然后就回来整理稿件，安排播出。时间久了，感觉每天都播千篇一律的稿件太单调了，我就提议换点新鲜的内容，那时能在大喇叭里叫喊的东西太少了，我们就选了一首当时最热的、最激进的“诗歌”，忆峨说男女声合诵效果才好，我就滥竽充数，与忆峨一起学着广播电台的声调，笨拙地读起“理想之歌”：红日、白雪、蓝天，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燕、、、、、、。这虽然不算专业的，但却充满激情，这声音响彻工地的上空，回荡在深秋的山谷。

艰苦的工作使我每天疲惫不堪，鞋穿坏了，脚磨破了，手上也裂开了几道口子，忆峨发现我的衣领磨破了，就一针一线地给我缝好，真想不到一个城里姑娘竟然有这份细心、耐心和精巧手工。看着忆峨，我萌发了一辈子都让她缝衣服的愿望，可这念头瞬间即逝，窗外不远处的荒山、眼前的土炕把我猛地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。

11月中旬，天更冷了，大地也开始上冻了，工程似乎再也难以进行下去了。秋风里，冬雪中，大家起早贪黑，辛苦劳作了一个多月，未吃上一顿好饭，睡上一个安稳觉，眼看这艰难困苦就要过去了，大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一致要求改善一下伙食，总指挥也很赞成，我自然成了这庆功宴、散伙饭的筹备人。当时的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十多度，大家还穿得很单薄，如果能喝上几口烧酒该多好啊。可到那里去弄酒呢。我费尽心思，四处打听，终于从一位70多岁的老者那里得知，10公里外的黄岭公社的烧锅屯有一烧锅，从清朝中期到文革前，除了东北沦陷的十四年，这烧锅一直都在酿酒，如用豆油等紧缺货也许能从老乡家换到柳条烧锅酒。老者怕我不明白，又补充道：柳条烧锅就建在古柳条边旁一个屯子的烧锅，用红高粮烧成酒后，倒进用猪血糊上牛皮纸的柳条酒篓里长期储存，由此得名柳条烧锅酒。得到消息的第二天早上，我带上十斤豆油，骑上自行车，踏上了寻酒之路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烧锅屯“转悠”了一上午，中午时分，在一位柳条烧锅后人手里换到了一小篓存了近三十年的高粮烧酒，算起来应该是解放前酿造的。我用自行车驮着酒很快就回到驻地，开始准备晚上的庆功、散伙饭。

可临近晚饭时，东道主靠山公社的书记来了，硬是把总指挥拉到公社里去喝酒。只有几个同我一样的“楼罗兵”在工地的食堂里吃饭，领导不在大家的酒兴大减，就着白菜炖豆付喝几口柳条烧，就早早散去，找地方打牌了。

我同忆峨聊了一会，连日的疲劳向我袭来，就感觉眼皮有点沉了，靠在墙角的行里卷上，不自不觉中就睡着了，朦胧中听到播音室的门响了一下，感觉是忆峨回屋睡觉去了。

半夜时分，听见有人敲广播室的门，还不断地喊“小沙开门”，我立即扭开电灯的开关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我看见总指挥晃晃悠悠地站在广播室的门口，他愣了一下，用血红的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并用命令的口吻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睡，说要与沙忆峨谈话。此时我脑袋嗡了一下，耳边响起女知青们常私下里说的一句话，“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领导找谈话”。我披上衣服，没有去他的房间，而是扶总指挥坐在凳子上，找出仅有的一点茉莉花茶，用暖瓶里的水给他沏了一碗，端到他的面前，也许是他口渴了，也许是他清醒了一点，端起水杯一口就把水喝干了。此刻，我镇静了很多，笑着对他说，今天我跑十多里，“掏腾”到了存了三十年的好酒，可好喝了，我们还等着你喝呢。（今天有点喝多了，眼皮抬不起来了，就写到这里吧，明天再续）

天休醉

写的真好，一下拉回了那个血色浪漫的年代。

朔方垠

兄弟：这个剔厅是酒文化交流厅，个人认为应该有点文化的氛围，起码要沾点边，所以，我才发了这些。上面的故事还没完，等我忙完了接着写。

朔方垠

接着昨天说：我边说边打开酒坛子，酒香飘荡在屋子里，总指挥抽了几下鼻，对我说“这酒怎么这么香”，我就顺势给他倒了一碗，自己也倒了一碗同他碰了一下，就一扬脖子把酒倒进嘴里，他看了我一眼也把碗里的就喝光了。就这样，你一碗我一碗的把坛子里的酒喝得只剩下个底了，总指挥边喝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我把剩下的酒倒进小玻璃瓶子里，把酒坛子放在墙角，然后把总指挥扶到炕上，盖上棉被，我就上炕睡了。我半夜里被尿憋醒了，屋外很寒冷，我就对着墙脚的空酒坛子放水了。清晨，总指挥醒来，不知道是酒太好，还是他昨晚喝多了想“透透”，就就端起墙脚的酒坛子，喝里一大口！第二天吃早饭时，他对我说“这好酒就是骄性，昨晚还那么好喝、有劲，怎么几个小时就酸了，还带股子骚味。我把一口热粥喷了个满桌！心里却在嘀咕看你今后还酒后找女同志谈话不！

天休醉

有意思，很有画面感，特别是喷粥的那段，，坐等更新。

朔方垠

我人生中的第一口酒是偷着倒进嘴里的，第一感觉是辣得舌头发麻，然后好像一股火流钻过整个咽喉，接着就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此后，它渐渐地走进我的生活，如同影子一样伴随着我。

    父亲唯一爱好就是时常喝上几口白酒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很少有瓶装酒，如果能喝到公社收购站用米糠酿的白酒就很不错了。我家所在的那个镇距范家屯40公里，那里有一家当时很有名的企业叫红星制糖厂，糖厂用生产白糖产生的甜菜渣子酿酒，酒度数在45左右，还有一股子“草根子味”，供销社经营的散装白酒主要是从糖厂进货。酒到货后都存在大缸里，在缸里存久了，酒精就浮在了上面，上层的酒度能达到60多度，酒味也醇香了许多，俗称“稳缸酒”。零售时副食组长用一个叫“酒扒子”的工具把，把缸里上下层的酒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在小酒缸里再一斤一斤地卖。

    由于我的目标小，不被人注意，经常被父亲派去买酒，一般情况下都找副食组长田叔，因为他掌管着“大库”的钥匙。我先把买酒钱在柜台上交给田叔，然后就到供销社院内等着，趁院内人少时，田叔把我带进摆放着酒缸的副食组大库，他掀下包着纱布的厚重的缸盖，用“酒提漏”舀满酒，然后缓缓提起“酒提斗”，他把酒倒进酒瓶里后，我迅速盖上瓶盖匆匆离开，生怕别人看见，那时管这种行为叫“走后门”。呵呵！我感觉应该叫“走库门”。我手里拿着酒瓶子，看着那无色透明的液体，心里想这东西怎么这样使人着迷，现在酒瓶在手，为何不品尝上一口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拔下瓶盖，迅速“周”了一口。就是这一“周”使我知道了什么是酒，那辣辣的，火燎燎的，使人喘不气来的，稍后又让人脸红、心跳加快、有点兴奋的液体就是酒。

    父亲兢兢业业地在他的岗位上工作，把供销社经营得红红火火。即便是“动乱年代”也很少亏损。每到春节前，卖粮后手里有了钱的农民，就开始购置“年货”。每逢“集市”就特别热闹，寒风中的陆天市场人声鼎沸，砂石路面的两侧摆放着待售的各种土特产品，最常见的就是切成大块的冻猪肉，捆着双腿的小公鸡，柳条筐里盖着厚棉被的“笨鸡蛋”。供销社里最忙的就是棉布和副食柜台，撕扯“花达呢”、“趟子绒”发出的“兹拉”声与“白酒”、“酱油”“米醋”倒进漏斗的“哗哗”声构成了美妙的交响曲。父亲忙碌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卖酒的柜台，他卖一斤酒的时间不超过30秒，在右手接过酒款放进钱匣子的同时，左手接过酒瓶，右手拿起“酒提斗”插进瓶口，再用“酒提漏”从酒缸里舀满酒，快速倒进酒漏斗里。有一次我好奇地问父亲提“酒提斗”速度为啥那么快，他神秘地说“紧打酒，慢打油”，只有快点提“酒提斗”外面挂的酒才能被甩下去流回缸里，不然一天卖几百斤酒就要多打出去一斤酒，聚少成多，一年下来就能挤出300元左右的利润。

    在那个小镇上，我家算不上富裕，但也不缺衣食。父亲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月工资就是59元，一直到1975年才增加到62元，他一生中只长了一次工资，增加了3元钱！母亲勤奋地操持着家务，在简陋的土灶前为我们煮制一日三餐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冬服夏装。母亲每年3月份都“抓”回一头小猪崽，它应该算是家里最早置办的“年货”吧。每当我做完了作业，母亲都对我说“快去采点野菜回来喂猪”，发现猪长的慢了就叮嘱我去收购站或粮库买点“酒糟”、“高粮糠”给猪增加营养，还唠叨着“猪吃饱了才能长的快，过年才能杀上猪”。在那个年代的东北农村，“杀猪”、“做豆腐”、“包粘豆包”是过“年”的序幕，也是日子红火的象征。

    故乡的那个镇距离长春市60多公里，属于长春经济区，每逢过春节也能进一些瓶装酒，有草原香、突泉大曲、新怀德、长春烧酒等，每逢春节前父亲都随采买员一起去长春进货，为的是多进点自行车、上海手表、蜜蜂缝纫机。有时糖酒站的站长也特批给他几瓶泸州老窖二、三曲什么的，特曲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了，因为它不是父亲那个阶层敢享用的。

    一过了腊月门，母亲就筹办着把猪杀了。把大块的猪肉和酸菜放在一起在大锅里炖上半天，做成了“杀猪菜”；把猪血加上调料灌进清洗干净的猪小肠，煮熟制成味道鲜美的血肠。父亲请来要好的朋友，围坐在火炕上的几张方桌边，“杀猪菜”、猪血肠、小鸡炖榛蘑摆满桌面。父亲打开平时舍不得喝的瓶装酒，给每位客人斟上，然后端起陶瓷小酒盅，对客人说一声“喝”，就把酒盅边沿贴在嘴唇上，用力吸进去一点酒，接着桌面上“吱”声一片，就如同冬夜里篝火发出的劈啪声，给人以希望，散发着温暖，照亮人们的心与脸庞。

龙团胜雪

好文！！赞！

吴越老酒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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